唐代劉知幾曾提出“治史三長”，認為一個好的史家需要具備史才、史學與史識。袁枚將其推廣到詩，認為詩家也需要學、識、才。百藝相通，燈謎亦然。治謎，同樣需謎學、謎識與謎才。

       所謂“謎學”，是指研謎之學問，包括讀書與讀謎的廣博、知識與材料的積累、原理與技法的熟稔、理論與學術的素養等。所謂“謎識”，是指論謎之見識，包括對燈謎藝術的理解體悟、對燈謎審美的感受認知、對燈謎風格的把握貫通、對燈謎要旨的思辨心得等。所謂“謎才”，是指制謎之能力，包括底面扣合之精妙貼切、謎面擬撰之流暢雅馴、面底取材之自然天成、成謎思路之創新獨到等。同時我以為，欲成大家，謎學、謎識、謎才之外，不妨再添一“謎品”。此“謎品”非《百年謎品》或拙著《二十四謎品》，而是指治謎之品格，包括對燈謎的極致熱愛、對完美的不懈追求、對差異的理解寬容、對使命的責任擔當等。這種品格，既體現在謎作、謎文、謎評、謎著的風格上，也體現在為人、理事、交友、論辯的作風中。

       劉知幾說，“才、學、識，世罕兼之”[1]。清代史家章學誠也說“才學識三者，得一不易，而兼三尤難。”[2]縱觀百年謎壇，有人能猜善制，卻無理論積淀；有人天生巧思，怎奈學養不夠；有人善于總結提煉，謎藝卻未臻一流；而真正做到學、識、才、品兼備者，百年間不過寥寥數人而已。

       鄭百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腹笥豐贍，文采風流，詩書畫印無一不通，尤精于燈謎一道。其謎藝精湛，一生制謎數萬，佳作如云，許多謎作膾炙人口，冠絕古今；又擅于總結發覆，對燈謎理論貢獻卓著，所著《謎病例話》《謎余閑話》等對謎壇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；完全稱得上一位謎學淵博、謎識深邃、謎才縱橫、謎品高潔的燈謎大師。

      本文擬對鄭百川先生燈謎藝術的特點、風格、成就等，從謎學、謎識、謎才、謎品四方面作一粗淺分析。

       一項技藝要能稱之為“學術”乃至“學科”，必須具有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。燈謎作為一門文藝，雖有千年歷史，但真正趨于成熟不過是清中期之后的事。而直到清末民初，以古階平《謎話》、薛鳳昌《邃漢齋謎話》、張起南《橐園春燈話》等各種謎話類著作的出現，才算是燈謎理論的正式登場。

       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，燈謎由小眾走向大眾，迎來了發展的新紀元，燈謎理論也在實踐中不斷發展。陸滋源、柯國臻、林仲杰、趙首成等一大批謎家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豐富著燈謎的理論體系，鄭百川先生也撰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，對燈謎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做出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貢獻。

       比如，在《燈謎與文學》一文中，他鮮明提出“燈謎的文學性”這一命題，在詳細梳理燈謎起源及發展沿革的基礎上，重點分析了燈謎與文學似離實合、同中有異的關系，闡釋了燈謎的文學內核與獨特個性，提出燈謎“以中華文化為土壤，與人類文學同萌芽、共發展，是不與其他文學形式相混淆的獨特文學形式。”[1]

       又比如，在《謎法概述》一文中，他在會心居士《評注燈虎辨類》、柯國臻《燈謎法門100種》等理論基礎上，針對前人論述燈謎法門時“格體不分”、維度交叉、內容重疊、顧此失彼等問題，創造性地提出建立“多角度、全方位”的燈謎法門體系，又結合燈謎的最新發展提出了若干“變法”作為補充。

       這些，都是鄭百川先生從燈謎創作的經驗知識出發，對其中深層次規律進行總結的結果，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。然而，要論百川先生為燈謎理論體系建構所做出的最重要貢獻，毫無疑問還是那部膾炙人口的《謎病例話》。這部雄文，乃百川先生積十數年之功所撰，用他自己的話說是“滲透著全部學謎心得”。我以為，其可圈點、可品味、可銘記者，約有六端：

（一）開辟之功

       如果說薛鳳昌寫出了第一部“謎話”，張起南首次較為全面地總結了燈謎理論，錢南揚開啟了燈謎史學研究，謝會心編纂了第一部燈謎創作工具書，吳仁泰首創了佳謎鑒賞的體例，那么鄭百川先生無疑是“燈謎比較學”的奠基者。

       百川先生在《謎病剖析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一文中提出，所謂“燈謎比較學”，不只是“對比謎之優劣，不限于辨別謎法異同，也不止于將燈謎進行分類”，而是“一項把握成優與落劣的內在聯系，揭示矛盾認識實質的治謎工程”[1]。這項工程的基石，正是對謎病的理解、指摘和防治。不知其非，莫辨其是；不識其劣，何鑒其佳？正如百川先生所說，“評佳與診病，無論對作者的創作與讀者的欣賞，其啟發借鑒同樣重要。”[2]

       應當說，百川先生并非第一個重視和闡述燈謎弊病的謎家。在他之前，薛鳳昌、楊汝泉、徐枕亞、謝會心、李文賓等謎壇先賢都有過“燈謎N忌”的提法，有說二忌的，有說四忌的，還有七忌十忌等，不一而足。但提出“謎病”概念并進行完整系統闡述的，百川先生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。

       我理解，“忌”與“病”還是有區別的。“忌”更像個主觀概念，體現的是喜好、傾向與自律；“病”更像個客觀概念，體現的是原則、規律和科學。“忌”有點模糊，說不清道不明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；“病”更加清晰，有定義有癥狀，可以診治可以預防。從“忌”到“病”，有一個相當大的質變和躍遷，體現了從經驗到規律、從感受到理論的提升?？梢哉f，《謎病例話》的問世，填補了燈謎理論的一大空白，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，為燈謎學科完整版圖拼上了不可或缺的一塊。

（二）分類之當

      病癥之于人體，輕重不同，癥狀各異。有的只是浮癥微恙，服幾顆藥，將養幾日，便可自愈；有的深入肌髓，非動大手術不可；有的病入膏肓，根本無藥可救；當然也有的只是亞健康狀態，界于病與非病之間。論之于謎，也是同理。若籠統以“謎病”二字稱之，而大家對“病”的理解又不相同，不免引起許多無謂紛爭。

      有鑒于此，百川先生借鑒中醫“辨證施治”理念，將謎病分為“表病”“本病”兩大類。“表病”指的是“外表上漂浮的病”，如“弄錯謎底”“用錯謎格”“定目不確”“錯認字形”“歇后非謎”等等；“本病”又分臟腑性病變與器質性病變兩類，前者指“燈謎內涵上的缺失”，“近乎人體上臟腑器官的損傷”，如“倒置扣合”“重門扣合”“以偏概全”“當頭用典”“支離雜湊”“扣義不確”等等；后者則是“從燈謎謎趣的欣賞上覺察出來的神氣上的毛病”，很像人體的器質性病變，如“扣合空泛”“扣義未盡”“神氣不即”等。[1]

      在宏觀分類的基礎上，百川先生又將各種病癥問題總結提煉為30個具體的謎病。這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。一方面，較之前人的“七忌”“十忌”，謎病的數量增加到30個，癥狀界定越發精細化、具象化、清晰化；另一方面，對于一些概念模糊的癥狀，百川先生又加以整理歸并，使之更加準確合理。比如，對于前人“N忌”中反復出現的“艱僻”“冷僻”“艱澀”“晦”“僻”等，雖然“各有癥征”，但“常常交叉感染，兼而有之，很難分斷”[2]，因此百川先生將其歸并為一病“晦澀艱僻”。

      如此分類，既方便患者找到尋醫問診的途徑，又給一些疑難雜癥留下了討論的空間，為下一步問診施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（三）診治之精

      分類定名只是前期工作，具體到每一條燈謎，是否有病、有什么病、病重病輕、能不能治、有沒有并發癥，還得抽絲剝繭、診明斷清，方能著手施治。有些謎癥狀清晰、指向明確，無需燈謎領域的專業知識，只需細心便可看出；有些謎病相對比較復雜或隱藏較深，則需要較強的審美感受力和專業鑒別力，才能辨別得出。但無論是哪種謎病，最難的還不是診斷，而是診斷之后患者往往不配合、不承認，醫患之間難以達成一致。

       這又可能有不同的原因：有的是因為“科學不昌明”，對于病因病理等尚未研究透徹，燈謎共同體內部沒有形成共識。有的是因為“諱疾忌醫”，明知道有病就是不肯承認，針對批評意見百般辯駁，甚至為了自己的錯謎不惜涂改觀點、重建理論。有的是因為“大病當小病”，明明長了大膿瘡半邊臉都快爛了，卻以為只是些粉刺黑頭瑕不掩瑜；明明危及生命要進ICU，卻以為偶染小恙連醫院都懶得去。最要命的是最后一種原因——“以病為美”。這還不是捧心蹙眉的西子、斷臂的維納斯或者龔自珍筆下的“病梅”，而是明明營養不良皮包骨頭，卻以為“仙風道骨”；明明蒼白虛弱面無血色，卻以為“膚如凝脂”；明明“倒吊葫蘆”底面錯位，卻以為“恰成妙諦”；明明“重門剝蕉”隔靴搔癢，卻以為“意多一轉”；明明“腳趾暗動”想當然耳，卻以為“深奧妙絕”。

      針對這樣的情況，《謎病例話》并不是簡單地闡述病理、舉例說明，而是對選取的每條謎例均作了詳細的評釋分析，不但指出所患何病，而且對具體的病候、病原、病灶等逐一條分縷析，既令患病者無可辯駁，又令后來者領悟規避。

（四）下刀之勇

      從寫法和功用上來說，《謎病例話》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，還是一部教科書。既然是教科書，必須得讓讀者準確理解每種謎病的內涵、癥狀、邏輯，因何得名，病因何在，如何避免。這就既要明病理，又要有病例。病理使人明白病從何來，病例讓人知道病長何樣。

      在撰書時，百川先生定了幾條選例原則，一是“從多年來出版的內外謎籍上征取”，二是“絕不憑空臆造”，三是“不自我諱疾”，四是“對病不對人”。[1]是人總有敏感的一面，文人又有相輕的習氣，自己的作品被批評了，管你說得對不對，總會不太好受，百川先生說“有時雖然輕描淡寫，被評者恐已有切膚之痛”[2]，絕非虛妄之詞。連佳謎欣賞都會有人計較“為什么評他不評我”，更何況指摘謎病乎！而《謎病例話》所選之謎例，既有張起南、薛鳳昌等鼎鼎大名的清代謎家，又有許多當代名家甚至百川先生的熟人朋友，“對病不對人”幾個字說起來容易，真做起來，那是需要勇氣的。但若因此“左顧右盼，拈輕怕重”，又會被“旁觀者責你下刀膽怯”[3]，端的是左右為難。從書中文字看，百川先生完全做到了客觀評析，沒有為賢者諱、為朋友諱，更沒有為自己諱，其為燈謎理論之成熟、燈謎藝術之完美、燈謎事業之興旺而毫不愛惜自身羽毛，于此可見一斑。 

（五）息訟之智

     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謎壇進入了一場大論戰。關于“別解”“倒吊”“斷氣”等等，紛爭不斷，硝煙四起。爭論不是壞事，畢竟真理越辯越明，這也是燈謎理論趨于成熟的必經之路。但有時越爭越兇，道理之爭變成意氣之爭，甚至最后演變為“罵戰”或人身攻擊，那就是大家不愿看到的了。

      百川先生是這場論戰的重要參與者，對于那些引起論爭的議題，他都有自己鮮明的看法和意見，也寫了許多文章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，這些爭論文章的發表“激發著我對燈謎學術研討的熱情”，“為我日后寫成《謎病例話》打下了理論基礎”。[1]我以為，這些文章不但為《謎病例話》打了基礎，百川先生事實上也在書中對相關的爭論做了其個人的總結。

      比如“別解”。在《直道相思了無益》一文中，百川先生曾明確贊同蘇納戈先生的“別解方成謎”，鮮明提出了“別解是燈謎的靈魂”這一觀點[2]。在《謎病例話》中，他并未直接回答“燈謎應否別解”“何謂別解”“別解是否只能在底”這些爭論不休的話題，而是將“扣合平直”列為謎病，通過反例重申了“謎味來自別解”這一命題；同時，通過對病謎的舉例分析，一方面肯定謎面別解存在的價值，明確其“與‘回互其辭’不悖”，一方面又告誡“別解在面是燈謎制作的敏感區，別解在面的謎是謎病的‘易感體’”。[3]

      再比如“斷氣謎”。百川先生沒有糾纏于此類手法雜糅的燈謎究竟應該叫做“斷氣”“斷句”“斷扣”還是“斷義”，也沒有正面論述“斷氣謎”的美或丑、是與非，而是走了條曲線救國的迂回路子，從“氣脈”的角度出發，論證出手法的雜糅并非謎病的根源，雜糅手法容易造成的“形斷氣斷”、“支離雜湊”才是，這就從另一個角度反擊了那些或“一刀切封殺”或“無條件縱容”的觀點，強調了辯證的必要和中庸的可貴。

      這種曲線救國的方法，不一定是百川先生有意為之，但的確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做法?！吨i病例話》出版后，百川先生這些“不爭而爭”的觀點隨著“謎病”概念的樹立也逐漸深入人心，這怕也算是息訟止紛的一劑良藥了。

（六）預防之效

      分類、析理、辨證、診治，說到底還是為了預防。百川先生認為，謎病應提倡“預防為主，治療為輔”，“防重于治”[1]。他希望通過《謎病例話》一書，“引起謎作者的重視”，“提高自己的鑒別診治能力，大家都來自治、互治。”[2]

      如今，《謎病例話》問世已經二十多年，這些年燈謎發展的最大環境變量便是互聯網與燈謎的結緣?；ヂ摼W不但拓寬了謎友交流的渠道，更打開了燈謎井噴的閥門，而且由于少了編輯把關這一環節，創作即意味著發表，從理論上來說犯錯生病的概率更大。但真實情況卻并非如此，雖然海量謎作中病謎錯謎不可能絕跡，但發病比例減少的總體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。這當然得益于燈謎的創作規律更加清晰、理論體系更加完善、教育普及更加有力、交流溝通更加便捷，是許多謎家謎人共同努力的結果，但要說《謎病例話》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預防作用，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。百川先生所提出的“在自己的謎作中消滅或減少病謎，至少亦要使公開發行的謎刊減少或杜絕病謎的刊登”[3]的目的，一定程度上已經達成了。

      最后還想說一句，正如百川先生所言，“關于燈謎的鑒賞，應該包括評佳與診病兩部分”[4]。惜乎《謎病例話》之后，“燈謎比較學”再無后續者為之添磚加瓦。而今的謎壇，仍是“佳謎欣賞”式謎評一統天下，甚至有不少謎評者缺少基本的鑒賞能力，拍馬式、互捧式、人情式謎評依然盛行。我想，不妨在“佳謎欣賞”和“謎病診治”之外，“另建立一種燈謎評論范式，不解釋扣合方法，不引述面底典實，不闡發個人感想，純粹從扣合、擬面、擇底等角度，探討其思路、剖析其機理、鑒賞其佳妙、批評其不足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回歸技術與藝術本質，力求中肯持正，令制謎者與讀謎者能有所裨益、有所提高。”[5]我愿為之努力，也希望謎界諸君共襄此舉。

      未完待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