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劉知幾曾提出“治史三長”,認為一個好的史家需要具備史才、史學與史識。袁枚將其推廣到詩,認為詩家也需要學、識、才。百藝相通,燈謎亦然。治謎,同樣需謎學、謎識與謎才。 所謂“謎學”,是指研謎之學問,包括讀書與讀謎的廣博、知識與材料的積累、原理與技法的熟稔、理論與學術的素養等。所謂“謎識”,是指論謎之見識,包括對燈謎藝術的理解體悟、對燈謎審美的感受認知、對燈謎風格的把握貫通、對燈謎要旨的思辨心得等。所謂“謎才”,是指制謎之能力,包括底面扣合之精妙貼切、謎面擬撰之流暢雅馴、面底取材之自然天成、成謎思路之創新獨到等。同時我以為,欲成大家,謎學、謎識、謎才之外,不妨再添一“謎品”。此“謎品”非《百年謎品》或拙著《二十四謎品》,而是指治謎之品格,包括對燈謎的極致熱愛、對完美的不懈追求、對差異的理解寬容、對使命的責任擔當等。這種品格,既體現在謎作、謎文、謎評、謎著的風格上,也體現在為人、理事、交友、論辯的作風中。 劉知幾說,“才、學、識,世罕兼之”[1]。清代史家章學誠也說“才學識三者,得一不易,而兼三尤難。”[2]縱觀百年謎壇,有人能猜善制,卻無理論積淀;有人天生巧思,怎奈學養不夠;有人善于總結提煉,謎藝卻未臻一流;而真正做到學、識、才、品兼備者,百年間不過寥寥數人而已。 鄭百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腹笥豐贍,文采風流,詩書畫印無一不通,尤精于燈謎一道。其謎藝精湛,一生制謎數萬,佳作如云,許多謎作膾炙人口,冠絕古今;又擅于總結發覆,對燈謎理論貢獻卓著,所著《謎病例話》《謎余閑話》等對謎壇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;完全稱得上一位謎學淵博、謎識深邃、謎才縱橫、謎品高潔的燈謎大師。 本文擬對鄭百川先生燈謎藝術的特點、風格、成就等,從謎學、謎識、謎才、謎品四方面作一粗淺分析。 [1]《新唐書·劉子玄傳》。 [2] 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內篇三·史德》。
一、謎學:理論之建
一項技藝要能稱之為“學術”乃至“學科”,必須具有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。燈謎作為一門文藝,雖有千年歷史,但真正趨于成熟不過是清中期之后的事。而直到清末民初,以古階平《謎話》、薛鳳昌《邃漢齋謎話》、張起南《橐園春燈話》等各種謎話類著作的出現,才算是燈謎理論的正式登場。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,燈謎由小眾走向大眾,迎來了發展的新紀元,燈謎理論也在實踐中不斷發展。陸滋源、柯國臻、林仲杰、趙首成等一大批謎家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豐富著燈謎的理論體系,鄭百川先生也撰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,對燈謎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做出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貢獻。 比如,在《燈謎與文學》一文中,他鮮明提出“燈謎的文學性”這一命題,在詳細梳理燈謎起源及發展沿革的基礎上,重點分析了燈謎與文學似離實合、同中有異的關系,闡釋了燈謎的文學內核與獨特個性,提出燈謎“以中華文化為土壤,與人類文學同萌芽、共發展,是不與其他文學形式相混淆的獨特文學形式。”[1] 又比如,在《謎法概述》一文中,他在會心居士《評注燈虎辨類》、柯國臻《燈謎法門100種》等理論基礎上,針對前人論述燈謎法門時“格體不分”、維度交叉、內容重疊、顧此失彼等問題,創造性地提出建立“多角度、全方位”的燈謎法門體系,又結合燈謎的最新發展提出了若干“變法”作為補充。 這些,都是鄭百川先生從燈謎創作的經驗知識出發,對其中深層次規律進行總結的結果,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。然而,要論百川先生為燈謎理論體系建構所做出的最重要貢獻,毫無疑問還是那部膾炙人口的《謎病例話》。這部雄文,乃百川先生積十數年之功所撰,用他自己的話說是“滲透著全部學謎心得”。我以為,其可圈點、可品味、可銘記者,約有六端: [1]鄭百川《燈謎與文學》。
(一)開辟之功 如果說薛鳳昌寫出了第一部“謎話”,張起南首次較為全面地總結了燈謎理論,錢南揚開啟了燈謎史學研究,謝會心編纂了第一部燈謎創作工具書,吳仁泰首創了佳謎鑒賞的體例,那么鄭百川先生無疑是“燈謎比較學”的奠基者。 百川先生在《謎病剖析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一文中提出,所謂“燈謎比較學”,不只是“對比謎之優劣,不限于辨別謎法異同,也不止于將燈謎進行分類”,而是“一項把握成優與落劣的內在聯系,揭示矛盾認識實質的治謎工程”[1]。這項工程的基石,正是對謎病的理解、指摘和防治。不知其非,莫辨其是;不識其劣,何鑒其佳?正如百川先生所說,“評佳與診病,無論對作者的創作與讀者的欣賞,其啟發借鑒同樣重要。”[2] 應當說,百川先生并非第一個重視和闡述燈謎弊病的謎家。在他之前,薛鳳昌、楊汝泉、徐枕亞、謝會心、李文賓等謎壇先賢都有過“燈謎N忌”的提法,有說二忌的,有說四忌的,還有七忌十忌等,不一而足。但提出“謎病”概念并進行完整系統闡述的,百川先生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。 我理解,“忌”與“病”還是有區別的。“忌”更像個主觀概念,體現的是喜好、傾向與自律;“病”更像個客觀概念,體現的是原則、規律和科學。“忌”有點模糊,說不清道不明,只可意會不可言傳;“病”更加清晰,有定義有癥狀,可以診治可以預防。從“忌”到“病”,有一個相當大的質變和躍遷,體現了從經驗到規律、從感受到理論的提升??梢哉f,《謎病例話》的問世,填補了燈謎理論的一大空白,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,為燈謎學科完整版圖拼上了不可或缺的一塊。 [1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 [2]鄭百川《謎病例話》。
(二)分類之當 病癥之于人體,輕重不同,癥狀各異。有的只是浮癥微恙,服幾顆藥,將養幾日,便可自愈;有的深入肌髓,非動大手術不可;有的病入膏肓,根本無藥可救;當然也有的只是亞健康狀態,界于病與非病之間。論之于謎,也是同理。若籠統以“謎病”二字稱之,而大家對“病”的理解又不相同,不免引起許多無謂紛爭。 有鑒于此,百川先生借鑒中醫“辨證施治”理念,將謎病分為“表病”“本病”兩大類。“表病”指的是“外表上漂浮的病”,如“弄錯謎底”“用錯謎格”“定目不確”“錯認字形”“歇后非謎”等等;“本病”又分臟腑性病變與器質性病變兩類,前者指“燈謎內涵上的缺失”,“近乎人體上臟腑器官的損傷”,如“倒置扣合”“重門扣合”“以偏概全”“當頭用典”“支離雜湊”“扣義不確”等等;后者則是“從燈謎謎趣的欣賞上覺察出來的神氣上的毛病”,很像人體的器質性病變,如“扣合空泛”“扣義未盡”“神氣不即”等。[1] 在宏觀分類的基礎上,百川先生又將各種病癥問題總結提煉為30個具體的謎病。這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。一方面,較之前人的“七忌”“十忌”,謎病的數量增加到30個,癥狀界定越發精細化、具象化、清晰化;另一方面,對于一些概念模糊的癥狀,百川先生又加以整理歸并,使之更加準確合理。比如,對于前人“N忌”中反復出現的“艱僻”“冷僻”“艱澀”“晦”“僻”等,雖然“各有癥征”,但“常常交叉感染,兼而有之,很難分斷”[2],因此百川先生將其歸并為一病“晦澀艱僻”。 如此分類,既方便患者找到尋醫問診的途徑,又給一些疑難雜癥留下了討論的空間,為下一步問診施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 [1]本段均引自鄭百川《“謎病的防與治”》。 [2] 鄭百川《謎病例話》。
(三)診治之精 分類定名只是前期工作,具體到每一條燈謎,是否有病、有什么病、病重病輕、能不能治、有沒有并發癥,還得抽絲剝繭、診明斷清,方能著手施治。有些謎癥狀清晰、指向明確,無需燈謎領域的專業知識,只需細心便可看出;有些謎病相對比較復雜或隱藏較深,則需要較強的審美感受力和專業鑒別力,才能辨別得出。但無論是哪種謎病,最難的還不是診斷,而是診斷之后患者往往不配合、不承認,醫患之間難以達成一致。 這又可能有不同的原因:有的是因為“科學不昌明”,對于病因病理等尚未研究透徹,燈謎共同體內部沒有形成共識。有的是因為“諱疾忌醫”,明知道有病就是不肯承認,針對批評意見百般辯駁,甚至為了自己的錯謎不惜涂改觀點、重建理論。有的是因為“大病當小病”,明明長了大膿瘡半邊臉都快爛了,卻以為只是些粉刺黑頭瑕不掩瑜;明明危及生命要進ICU,卻以為偶染小恙連醫院都懶得去。最要命的是最后一種原因——“以病為美”。這還不是捧心蹙眉的西子、斷臂的維納斯或者龔自珍筆下的“病梅”,而是明明營養不良皮包骨頭,卻以為“仙風道骨”;明明蒼白虛弱面無血色,卻以為“膚如凝脂”;明明“倒吊葫蘆”底面錯位,卻以為“恰成妙諦”;明明“重門剝蕉”隔靴搔癢,卻以為“意多一轉”;明明“腳趾暗動”想當然耳,卻以為“深奧妙絕”。 針對這樣的情況,《謎病例話》并不是簡單地闡述病理、舉例說明,而是對選取的每條謎例均作了詳細的評釋分析,不但指出所患何病,而且對具體的病候、病原、病灶等逐一條分縷析,既令患病者無可辯駁,又令后來者領悟規避。
(四)下刀之勇 從寫法和功用上來說,《謎病例話》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,還是一部教科書。既然是教科書,必須得讓讀者準確理解每種謎病的內涵、癥狀、邏輯,因何得名,病因何在,如何避免。這就既要明病理,又要有病例。病理使人明白病從何來,病例讓人知道病長何樣。 在撰書時,百川先生定了幾條選例原則,一是“從多年來出版的內外謎籍上征取”,二是“絕不憑空臆造”,三是“不自我諱疾”,四是“對病不對人”。[1]是人總有敏感的一面,文人又有相輕的習氣,自己的作品被批評了,管你說得對不對,總會不太好受,百川先生說“有時雖然輕描淡寫,被評者恐已有切膚之痛”[2],絕非虛妄之詞。連佳謎欣賞都會有人計較“為什么評他不評我”,更何況指摘謎病乎!而《謎病例話》所選之謎例,既有張起南、薛鳳昌等鼎鼎大名的清代謎家,又有許多當代名家甚至百川先生的熟人朋友,“對病不對人”幾個字說起來容易,真做起來,那是需要勇氣的。但若因此“左顧右盼,拈輕怕重”,又會被“旁觀者責你下刀膽怯”[3],端的是左右為難。從書中文字看,百川先生完全做到了客觀評析,沒有為賢者諱、為朋友諱,更沒有為自己諱,其為燈謎理論之成熟、燈謎藝術之完美、燈謎事業之興旺而毫不愛惜自身羽毛,于此可見一斑。 [1]鄭百川《謎病例話》。 [2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 [3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
(五)息訟之智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,謎壇進入了一場大論戰。關于“別解”“倒吊”“斷氣”等等,紛爭不斷,硝煙四起。爭論不是壞事,畢竟真理越辯越明,這也是燈謎理論趨于成熟的必經之路。但有時越爭越兇,道理之爭變成意氣之爭,甚至最后演變為“罵戰”或人身攻擊,那就是大家不愿看到的了。 百川先生是這場論戰的重要參與者,對于那些引起論爭的議題,他都有自己鮮明的看法和意見,也寫了許多文章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這些爭論文章的發表“激發著我對燈謎學術研討的熱情”,“為我日后寫成《謎病例話》打下了理論基礎”。[1]我以為,這些文章不但為《謎病例話》打了基礎,百川先生事實上也在書中對相關的爭論做了其個人的總結。 比如“別解”。在《直道相思了無益》一文中,百川先生曾明確贊同蘇納戈先生的“別解方成謎”,鮮明提出了“別解是燈謎的靈魂”這一觀點[2]。在《謎病例話》中,他并未直接回答“燈謎應否別解”“何謂別解”“別解是否只能在底”這些爭論不休的話題,而是將“扣合平直”列為謎病,通過反例重申了“謎味來自別解”這一命題;同時,通過對病謎的舉例分析,一方面肯定謎面別解存在的價值,明確其“與‘回互其辭’不悖”,一方面又告誡“別解在面是燈謎制作的敏感區,別解在面的謎是謎病的‘易感體’”。[3] 再比如“斷氣謎”。百川先生沒有糾纏于此類手法雜糅的燈謎究竟應該叫做“斷氣”“斷句”“斷扣”還是“斷義”,也沒有正面論述“斷氣謎”的美或丑、是與非,而是走了條曲線救國的迂回路子,從“氣脈”的角度出發,論證出手法的雜糅并非謎病的根源,雜糅手法容易造成的“形斷氣斷”、“支離雜湊”才是,這就從另一個角度反擊了那些或“一刀切封殺”或“無條件縱容”的觀點,強調了辯證的必要和中庸的可貴。 這種曲線救國的方法,不一定是百川先生有意為之,但的確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做法?!吨i病例話》出版后,百川先生這些“不爭而爭”的觀點隨著“謎病”概念的樹立也逐漸深入人心,這怕也算是息訟止紛的一劑良藥了。 [1]鄭百川《〈百川謎藪〉后記》。 [2]鄭百川《直道相思了無益》。 [3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
(六)預防之效 分類、析理、辨證、診治,說到底還是為了預防。百川先生認為,謎病應提倡“預防為主,治療為輔”,“防重于治”[1]。他希望通過《謎病例話》一書,“引起謎作者的重視”,“提高自己的鑒別診治能力,大家都來自治、互治。”[2] 如今,《謎病例話》問世已經二十多年,這些年燈謎發展的最大環境變量便是互聯網與燈謎的結緣?;ヂ摼W不但拓寬了謎友交流的渠道,更打開了燈謎井噴的閥門,而且由于少了編輯把關這一環節,創作即意味著發表,從理論上來說犯錯生病的概率更大。但真實情況卻并非如此,雖然海量謎作中病謎錯謎不可能絕跡,但發病比例減少的總體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。這當然得益于燈謎的創作規律更加清晰、理論體系更加完善、教育普及更加有力、交流溝通更加便捷,是許多謎家謎人共同努力的結果,但要說《謎病例話》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預防作用,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。百川先生所提出的“在自己的謎作中消滅或減少病謎,至少亦要使公開發行的謎刊減少或杜絕病謎的刊登”[3]的目的,一定程度上已經達成了。 最后還想說一句,正如百川先生所言,“關于燈謎的鑒賞,應該包括評佳與診病兩部分”[4]。惜乎《謎病例話》之后,“燈謎比較學”再無后續者為之添磚加瓦。而今的謎壇,仍是“佳謎欣賞”式謎評一統天下,甚至有不少謎評者缺少基本的鑒賞能力,拍馬式、互捧式、人情式謎評依然盛行。我想,不妨在“佳謎欣賞”和“謎病診治”之外,“另建立一種燈謎評論范式,不解釋扣合方法,不引述面底典實,不闡發個人感想,純粹從扣合、擬面、擇底等角度,探討其思路、剖析其機理、鑒賞其佳妙、批評其不足,有話則長,無話則短,回歸技術與藝術本質,力求中肯持正,令制謎者與讀謎者能有所裨益、有所提高。”[5]我愿為之努力,也希望謎界諸君共襄此舉。 [1]鄭百川《“謎病的防與治”》。 [2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 [3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 [4]鄭百川《謎病剖釋與“燈謎比較學”》。 [5]王磊《識謎十辯》之八“長短之辯:亮點與瑕疵”。
未完待續…… |